这时，来房子里寻觅信息的人已渐渐散去。警察、记者和摄影师们都带着自己的“成果”满意地离开了，我终于也有机会走进厨房探视一番。于是，我看到了下面的场景：
塑料贴面的桌子上是一张雪白发亮的床单，里面裹着小女孩娇小柔弱的尸体。丝丝光线通过窗户照射进来，给它抹上一层圣洁的光辉。不知道老人是何时摆脱人群的叨扰，来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坐下的。他侧面对着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老人正望着孩子的尸体发呆，仿佛世界的喧嚣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房间里出奇的安静，只有钟表的滴答声提醒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老人向前倾了倾身子，伸出不断颤抖的手，从头到脚，一遍遍抚摸孙女的尸体。过了好一会儿，他又把脸悄悄地贴在孩子身上，仿佛害怕把她吵醒似的，动作轻柔而细腻。然后他就保持这样的姿势，像雕塑一样纹丝不动。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一张唯美、极具震撼力的照片即将产生。我估测了一下室内的光线强度，调整好镜头和距离，拧亮闪光灯，举起相机，准备将这难得的画面记录在胶卷上。
如果拍摄出来，这张照片的每一部分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穿棉衣的老人、闪耀在阳光下的白发、裹在被单里的孩子、挂在窗边墙上的世博会纪念品和黑色铁三角炉架都烘托出这个家庭的简朴气氛。窗外，忙碌的警察们正检查那个肇事的车轮，孩子的父母悲痛地拥抱在一起。
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却迟迟按不下快门。职业的敏感告诉我，这张照片有太大的叙事价值，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我又不愿意闯入这位可怜老人内心的悲恸世界，撩开他的伤疤，展示给读者。
最终，我悄悄放下相机，偷偷地走开了。回去的路上，我总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有资格当一名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放弃。当然，我也从不敢告诉上司和同行我错失了多么完美的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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