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冬天，特别冷，深山里的土砖屋，冰冷的风不断的钻过门缝，绵绵的雨滴敲打着木窗上的薄膜。这一年，父亲的离去，让土砖屋里的我们生活到了冰点。
挨近年关的早晨，母亲听说乡政府对因公殉职的父亲有一点补偿，算是接济我们过年吧。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动身去了30多里外的乡政府。家里只留下3岁的我，4岁的大哥还有6岁的大姐。
我们姊妹?胡乱吃过母亲留下的早餐，便各自玩起了游戏。我和大哥“打纸板”，大姐一个人涂画着她所谓的“作业”。
时间很快就过了中午，母亲还没有回来。我和大哥感觉到很饿，便到处找东西，希望找到我们的“午餐”，哪怕是一块饼干或者是一块红薯片都好。结果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我和大哥都很沮丧，肚子饿得咕咕直叫。
“妈妈告诉我，家里还有生红薯。”大姐忽然想起来。
大姐马上找来几个生红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用火柴点起了干树枝，顿时在火盆生起了火。红薯很快也放入了火盆。
我眼巴巴的看着火盆里的红薯不断嘀咕：“大姐，熟了没有？”
烤熟的红薯终于放到了我的手上，黑乎乎的红薯皮下，淡淡的香，甜甜的味道，还很热乎，温暖了我的小手，一直温暖到我的心田……
我这时才看到，大姐的脸被火盆里的烟熏成了花猫脸，还残留着火灰。 相关阅读：
